福清龍田鎮之所從牛田改名為龍田的原因

再說“登龍門”.幾年前“登龍門”石門額在龍田二村出土，現被鑲嵌在該村觀音閣外墻上。日前再次前往觀摩，這是一條長3.11米，寬0.73米，單面的石門額，應該是寨門的門額，而不是牌坊。左邊一行豎排小字系“宣和二年歲次庚子仲春”.宣和為北宋徽宗末年，庚子年系1120年。這說明“牛田大捷”之前的440多年，“牛田”就是一大商業集市，街道南端已經建有“登龍門”.所謂“清末”時期，充其量只能算重建。由此可見，因清末建“登龍門”而改稱“牛田”為“龍田”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。

其實，“龍田”的來源還要提到“群經之首”的《易經》。《周易》乾卦的第二爻“九二”為：“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”（直譯：龍出現在田間，有利于大德之人出來治世）。有了“登龍門”,有了“龍船塘”,文人雅士或許以為“牛田”土味太重，借用《易經》乾卦生機勃勃的第二爻，將自己世代居住的“巨鎮”雅稱為“龍田”.一如福清雅稱玉融。“登龍門”所在地張厝村（現稱二村），其始建于南宋嘉熙元年（1237年）的“清河張氏宗祠”里有一副古老對聯：“清河流厚澤，千年見于龍在田；福邑肇宏基，五世鳳鳴昌厥后。”跟二村比鄰的何厝（三村）始建于南宋咸淳九年（1273年）的“廬江何氏宗祠”也有一副老對聯：“龍從田見開科甲，廬合江流衍派支。”都表達了同樣的愿景。竊以為，“龍田”作為牛田的雅號，可以認為是很早就緊隨其后的。對于這一古鎮來講，“牛”是她的根本，她的物質基礎；“龍”則是她的靈魂，她的精神追求。

清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啟用龍田地名？

現在我想知道，從地名學的角度看，雅號“龍田”什么時候正式取代“牛田”呢？據《福清市志》（1994年）卷一之第二章《行政區劃》介紹，“宣統二年（1910年），縣籌辦自治，除城區外，劃5鎮、10鄉，并置城鎮鄉籌辦自治公所和城鎮鄉自治會。5鎮：東張、海口、漁溪、龍田、高山；……”這是信史。說明至遲于1910年“牛田”已更改為龍田。那么之前，還有可能性嗎？

校址位于龍田的福清第三中學，其前身為來華教會創辦的“培元書院”,擁有120多年歷史。原校長王欽發在該校工作期間，萃聚了不少珍貴檔案資料，在他應約為我提供的文史資料中，有5份相連貫的“福州美華書局活版”印制的《美以美教會年錄》，整版刊載“福邑培元書院報單”.首張注明時間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指出“除傳道之子弟在縣肄業外，宜另立一所在牛田地方，以便諸生童學習焉。”此外，該報告還有三處提到“牛田”.證明1895年仍然名之曰“牛田”.

接下來一張“福邑培元書院報單”的時間為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。僅隔一年時間，報告中的“牛田”就變成“龍田”:“憶舊年書院分為兩所，一所在縣中，一所在龍田。”該報告還有三處提到“龍田”.另3份《美以美教會年錄》，分別是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、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和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均明白無誤地提到“龍田”,“牛田”的舊地名業已消失。以西人（含為其服務的華人）辦事之嚴謹認真，對教會創辦的書院所在地，不會擅自變更地名的。何況西方宗教對中國的“龍文化”也不感興趣。那么，是否存在以光緒二十二年--1896年為分水嶺，牛田正式更名為龍田的可能性？--這只是筆者的孤證，難以確論，希望看到更多的佐證。

地名是歷史的活化石。地名就是鄉愁。從牛田到龍田；從先民牧牛放馬的海灘地，到如今欣欣向榮的省級小城鎮綜合改革建設試點；滄海桑田，一路相伴，一路驚喜。緬懷戰鼓聲中戚家軍平倭的刀光劍影；見證退隱鄉間的宰相葉向高開辟福廬山，“秀甲閩越”,而后毀于“文革”、于今重修；感受傳統文化中“龍文化”、“《易經》文化”對先民審美理念的浸潤；記載祖先對繁衍其中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認知與思考；也蘊含著城鎮化進程中如何延續文化命脈的啟迪。我不想“獨樂樂”,愿與龍田的鄉親共享之。并請教于對地名文化有興趣的讀者朋友。